在众多的明星中，固然有不少优等生，比如赵薇毕业论文得了90分，李嘉欣当年高考考了4个A，苏醒雅思得了8.5分，等等，但也不乏成绩差的，甚至考试得零蛋的。看来，明星们在提高演技的同时，还得学点文化知识，以提高综合素质。

据我所知，以下六大明星被爆考试成绩偏差：

1， 陈小春
最近，香港艺人的会考（高中毕业考试，似乎相当于内地的高考）曝光，陈小春垫底，竟为零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又是怎么考的。在我看来，考满分固然不易，而考零分似乎更难。

2，王小丫
据悉，王小丫当年高考，数学仅得了20分。有趣的是，王小丫的数学如此之差，她在大学读的居然是经济系——尽管经济系普遍招收文科生。

3，阿娇（钟欣桐）
阿娇当年的会考成绩仅为10分，难怪“很傻很天真”。

4，李冰冰
有报道说，李冰冰今年参加考研，英语仅得27分。但我注意到，李冰冰经常在一些不同的场合秀英语，不难看出她学英语其实还是蛮用功的，尽管考得不好。

5，蔡卓妍
蔡卓妍当年的会考成绩比阿娇还少一半，仅得了5分，看来她学习也不怎么用功。

6，许志安
许志安当年的会考成绩比蔡卓妍还差，只得了3分，不过总算比陈小春强，没有吃鸭蛋。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一些大陆学人日益趋同胡适的观点，把“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截然分开，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前者的民族主义倾向打乱了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节奏，使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甚至，新文化运动本身也受到了质疑：

    “不妨问问‘新不容旧’的新文化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90个年头过去，今天在纪念它的历史成绩的同时，亦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它给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邵建：《新文化到底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最强大的基因莫过于“君为臣纲”，强权代表真理、忠君就是爱国，这属于专制的文化基因。今天，检讨新文化运动的负面作用固然政治正确，但若把后来走的一些弯路也归罪于这场运动，那不如说这个地球没有人类比较好，环境绝对保护得好。

    试问：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专制少了吗？大规模反抗只是迫于要被饿死，不得不来回更换主子，穷折腾。如果脱离具体历史情境，连“穷折腾”都要全盘否定，那人类为追求正义所付出的血泪都算是浪费了，都站在原地等死好了，反正人总归都会死去。

    与新文化运动给国人带来的民主与科学相比，其负面作用实在是有限得不值一提。拯救了亿万生灵的青霉素尚且有负面作用，何况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

    钱玄同激烈得要废除汉字。被专制了多年，国人的耳朵一向不大好使，而现实又那么黑暗，那么令人绝望，说点过头话，至少能振聋发聩，起到反思传统文化的作用，这很了不起。

    鲁迅先生对反现代文明的恶势力的愤怒一以贯之，所谓“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不过是激愤之言，针对的也只是思想，而非肉体的消灭。邵建先生居然认为“这鲁迅还要把主张文言的人拉出去枪毙两次”，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鲁迅的评价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谓“一个都不饶恕”，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分析，掐头去尾的话，世上的文豪都该回炉。如果和“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对帮闲文人的鄙视结合起来看，鲁迅的“一个都不饶恕”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自由和自由的敌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交锋，从来就是针锋相对。连自由的皮都没有，在那里奢谈宽容的毛，也不觉得可笑？胡适一辈子都在反抗专制，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他说“鲁迅是我们的人”才是宽容的本来面目：条条大路通罗马，激进与否，只是态度和方法的区别，目的是一样的。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便放到今天，亦不无教育或现实意义。追求自由民主与国家统一、中华民族的团结，本身并不矛盾，运用得当，后者还会为前者提供强大的推力。

    “五四”运动的激烈手段不无检讨之处，但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团体，除了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一无所有，要求他们按照我们事后理解的理性行事，是否有马后炮之嫌？

    我想，在全民认同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等普世价值的今天，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拿出“五四”的勇气，继续新文化运动的指向，借奥运的东风，积极融入现代文明的体系。(来源网络)

    为了纪念自己还没有老化,转来一篇文章,聊表心态!顺便祝朋友们开心!

中新网2月13日电 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根据美国财经新闻台CNBC周二的报导，投资大师巴菲特周二上午主动打电话过来，表示他有一拯救陷入困境的债券保险业者的计划。他同时也表示，目前美股价格大致上已在合理价位。市场认为，巴菲特此时出手，代表近来重创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债券保险业危机，可能已接近尾声。

巴菲特的救市计划，在美股开盘前被报导，此时仰攻无力的欧洲三大股市，瞬间显现多头气势，欧洲午盘后有二波急拉行情。英国金融时报百种股价指数上扬2.6%，法国CAC四十种指数上扬2.8%，德国DAX指数更是大涨三%，涨点超过二百点。

周二美股开盘后应声上扬，道琼指数上扬一百八十点。美元则告走高，在欧美汇市周二盘中，美元兑日圆上扬0.4%，由一○七点一上扬至一○七点三八日圆，兑欧元也上扬0.2%，在1.4545美元。金价则因美元上涨而告下跌1%，每英两九一二美元。

专家指出，巴菲特拯救债保机构的计划，减轻市场对信用紧缩的忧虑，进入美国公债避险的资金一时之间明显减少。也有专家指出，虽然巴菲特此一计划的细节目前仍不得而知，不过可知他显然是在为其新设的再保公司寻找生意。而以他向来稳重的投资风格来看，巴菲特此举显示次贷风暴对债券保险业者造成的冲击可能已近尾声。

根据报导，巴菲特告诉CNBC，他已在上周向AMBAC、MBIA、FGIC等债券保险业者表示，将针对他们所担保的市政债券提供再保险，已确保他们的债信等维持在AAA的等级。由于次贷风暴与相关证券的损失，这些债券保险业者都面临债信遭到降级的命运。巴菲特所提供再保险的市政债券规模高达八千亿美元。

1977年香港小姐冠军：朱玲玲，嫁给了霍震霆。高贵大方的朱玲玲被誉为；最美丽的港姐、港姐中的港姐，其夫霍震霆是香港富商霍英东的公子。俩人于2004年离婚。

    1980年香港小姐冠军：戴月娥，丈夫英国人。戴月娥在成为港姐后，在演艺圈中发展了几年却始终没有作为。1984年戴月娥嫁给了一位英国人，从此她退出了没有给她留下多少美好回忆的娱乐圈，开始了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

1981年香港小姐冠军：劳锦嫦，丈夫郑经翰（歌星徐小凤的前夫），两人在结婚之后生儿育女，婚姻算是比较美满。

     1984年香港小姐冠军：高丽虹，丈夫洪金宝。高丽虹可算是风姿出众，最终选择嫁给武打明星洪金宝，这比起同样嫁给武打明星成龙的林凤娇；曾经遮遮掩掩见不得光的地下夫妻，高丽虹嫁给洪金宝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幸福的。

     1985年香港小姐冠军：谢宁，丈夫岑建勋。1991年岑建勋与谢宁结婚后并生育两女，多年来算是圈中的模范夫妇。但这段婚姻最终也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终结束了十五年的夫妻生活。离婚后丈夫岑建勋仍然与谢宁及两个女儿一同居住，并共同抚养两个女儿，两人算是和平分手，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恩怨。

     1987年香港小姐冠军：杨宝玲。她与前夫陈容森于1994年在澳洲秘密结婚，两人的结婚消息三年后才曝光，同时也戏剧性地宣布离婚。现任丈夫是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赌场的市场部总裁Nelson Wong！杨宝玲曾经参与投资的六福珠宝公司，目前已经在香港和大陆的珠宝业界拥有很大的市场，仅在香港的分店就达十九家之多，在国内的分店达数十家之多，算是比较具有商业头脑的一代港姐，类似影星叶玉卿。

1990年香港小姐冠军：袁咏仪，丈夫张智霖。

回到唐山有一段时间了，把更多的时间转移到现实生活的茫茫碌碌中。每天基本是点与点之间的位移，更多的时间打发在路途中。唐山这个地方，虽然不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也在蓬勃的发展。一方面曹妃甸港口的建立，推动了原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到任的市长大刀阔斧的对城市进行了新的规划，道路拓宽了，违规建筑拆除了，习惯了冬天没有暖气滴、似乎也确实在当时执政者遗忘滴、忽略不计滴、一小撮人在冬天有了暖气。这一切措施让在唐山生活的人舒服了一些。俺也开始对地方父母官感恩。

几年前曾在网上浏览到这张照片，，可是今天却在现实中遇到了。看到现实中两位年轻有为的城管大人，推着一辆破烂的烤红薯的三轮车，而卖红薯的人却不见了踪影；本来俺还以为幻想城管在助人为乐，但是这明显又是一宗违背城管大人意愿兼顾逃匿的事件。但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一个烤红薯的全部家当被人家城管者扣在手里。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警察啊，交警啊，城管啊，担子越来越重；各种走鬼的小贩，包括烤红薯滴，确实影响这个城市的美丽；尤其是那些坐着车来考察的官员，浩浩荡荡的车队难免被这些煞点冲撞。这时候，他们必然对城管啊、对下属的工作不满。这也难怪城管们对走鬼者进行一刀切的措施，走鬼者的存在明显影响他们的业绩。可是却有些地方，却有合法的走鬼者存在。即使有联查的出现，他们也会提前得到“小道”消息。为什么，因为他们按时交着人们不敢叫做“保护费”的费用。什么时候，这些合法走鬼者不应该出现，会提前得到消息上的照应。俺曾经看过他们得到的收费凭据，连个公章都没有；不知道这种“合法”收费会不会落入到国家的公库之中，还是会落入某些人的私人荷包。国家是给了这个执法者扛杆和支点，可是目的让你们支起工作的责任，而不是扩充自己的荷包。

当面对在你们眼中的“非法”走鬼者，你们除了一刀切以外，有没有向自己的上级呈报这个城市中还有没有吃饱饭的人，还有全家人等着这个回家下米的“非法经营者”。

为什么在面对权贵的时候，执法者们息事宁人，而面对着饥饿的人却威风凌凌。当然，不寄托希望你们却劫富济贫，那是违法的！也不寄托希望你们上报民情，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这是你们的责任！更不能寄托希望你们有忧国忧民的良心，你们的心是用来察领导的言、观领导色；如何让领导开心，如何向领导报喜不报忧，才是你们最大的本分。

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俺忍不住开口说了脏话。朋友劝俺，生那个闲气干吗，管的过来吗？

俺管不过来，也不敢管啊。但是痛快痛快嘴总可以吧，即使俺是个不敢出手的懦夫。

当然上述陈述是针对那些朋友们心知肚明的执法者所说，如果都是一丘之貉，那也没有现在的今天了。

如果当年的大地震是唐山的涅磐，那么今天的成绩是唐山的更生。面对即将到来的奥运，希望这些家丑不要被老外拿来当作话柄。虽说家丑不能外扬，但是不能外扬的家丑永远会存在那个角落里！

法亦有情，深思吧，执法者！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灵灵兔子/文

         可能在不少人看来，瑞典法庭对待这样的违规的确有点儿小题大做。但是，正是有了这样的对小违规的严格执法，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大违规。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北欧国家在防腐、反腐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靠的不是重罚，而是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北欧国家普遍建立起了议会监督、政党监督、专门机构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织起了一道严密的法网，做到了有罪必罚，打消了贪官的侥幸心理。 
    这样的评价应当说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所谓的有罪必罚并不仅仅指的是，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不管案子有多大，该怎么查就得怎么查，该怎么罚就得怎么罚；它也指的是，不管你地位有多低，不管案子有多小，该怎么罚也得怎么罚。最近读《瑞典南方日报》，就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 
    事情发生在瑞典南方的一个名叫隆德的小城。那是一个平静的大学城，恰好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情况还算了解。隆德曾数次在瑞典最适宜居住的城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当然，即使如此，也免不了有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发生。 
    数周前，有位年轻人找到警察局报案，说是有人偷走了他心爱的长号。值班的警察做了记录，随口就对他说，“如果你想让我们尽快找回你的长号，那就请你在我们破案后买些馅饼送来。”警察说的馅饼，其实是一种瑞典风味的三明治。瑞典人很喜欢吃这种点心，常常会在碰上什么喜庆的事时，买些这样的馅饼来与同事们分享。《瑞典南方日报》的记者说，隆德警察局就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逢破了一起案子，负责破案的警官就会买些馅饼来，送给大家作为“奖励”，并一起庆贺破案成功。
     馅饼当然不值几个钱，而被偷走的那把长号却要值6000多美元，找长号的年轻人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立即跑到那位警官指定的一家面包店，预订了一份够八个警官吃的馅饼。当办案的警官们得知有馅饼在等着他们，他们立刻就加快了办案的速度，并很快就有了结果。警察局派出的警官到现场看了脚印，回来一查就知道是谁干的，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了嫌疑犯，追回了那把长号。 
    不过，警察们并没有去取已经订好的馅饼。原因是破案的那一天早上，他们为一位警察的调离举行了欢送会，吃了足够多的馅饼。“人的胃口是有限的，谁还能吃下那么多的馅饼呢？”一位办案的警察事后说。 
    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有人知道此事后，向法院起诉了那位索要馅饼的警官，说这违犯了警察的规定。在法庭讯问的过程中，丢长号的年轻人说，那位警官当时的确告诉他应当在哪家店买馅饼，加什么样的调料，而且要够十个人吃。不过，他买了一份够八个人吃的，因为他觉得，调查这么个小案子用不了那么多的警察。此人还说，那位警官要他买馅饼时，并没有用“命令他的口吻”，只是说这话时的语气是“相当肯定的”。他还强调，“谁不想让自己的案子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呢”。那个被起诉的警察也告诉法官，他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事情虽小，但法官却不会轻易放过。结果，这位干了38年的老警官被判超越了警察局的“厨房限定”，扣罚了八天的工资。所谓的“厨房限定”，其实就是不允许接受请客送礼。从瑞典警察的收入来看，这笔钱大约为七八百美元，能买一大堆馅饼。 
    从这个新闻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的全方位的监督体制之所以能够起到作用，关键就在于它具有防微杜渐的功能。可能在不少人看来，瑞典法庭对待这样的违规的确有点儿小题大做。但是，正是有了这样的对小违规的严格执法，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大违规。瑞典对行贿和受贿不是不用重典，而是很少有需要用重典的案子。对于那些极少发生的大案，按照法规，同样会有重罚，但是，那样的大案之所以不多，正是因为他们特别重视像索要馅饼一类的小案。此外，重罚与轻罚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问报案人要了块馅饼而被罚了八天的工资，又未尝不是一种重罚。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我国1至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6659亿元，同比增长26.7%，比1至7月份高0.1个百分点。至此8月份的敏感经济数据尽数出炉，正在业界呼吁加息以防全面通胀之时，央行昨晚宣布加息。

这已是今年第五次加息，并且与上次加息间隔不到一个月。对此，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向频繁调控、提前调控转变，将经济风险控制到最小。

投资仍可能加速增长

从1至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看，今年以来国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申银万国高级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还有有继续加快的可能性，预计200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达到27%左右。

与此同时，我国8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8.09%，仍处高位；前8个月人民币新增贷款更是达到3.08万亿元，提前4个月用完了央行年初确定的2.9万亿元的全年目标；从贷款构成来看，中长期贷款占比最高，这些都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形成支撑。

加息重在控制通胀

一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国际贸易、CPI等指标都是我国宏观调控参考的重要依据，8月份工业增加值以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有所放缓表明此前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效果，但CPI今年屡创新高，8月份更是创下了十一年来的新高6.5%。业内人士认为，加息着眼于通货膨胀的目的更加明显。

汇丰银行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最迫切任务就是控制通货膨胀以及高速增长的资产价格，有必要进一步实行紧缩政策，否则经济有过热危险，特别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可能会膨胀，有可能引起全面通胀。

“目前最好的控制通胀手段就是加息，但本次加息幅度过小，0.5%比较理想。”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表示.(来源:网络)

回到老家，有个老友竟然也搞起了婚外恋，并且还想把原配剔除了。没有想到这位老友不知道是没有钱来充实这个第二家庭，还是要表现的勤俭一些，竟然和两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共同租了个三室一厅的房子。

脱不开面子和以往的交情，在这位老友的一再邀请之下，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他的第二家庭做客了。结果也遇到了同在屋檐下的两对刚毕业的大学生了。刚毕业，难免资金紧张，又不能和家里伸手要钞票，所以在兼顾爱情与金钱的同时与别的小两口同租房子也是有情可原滴。

在俺却发现了怪现象：两对小两口中，女的找到了工作，努力赚钱；男滴不知道因为没有找到工作，还是别的原因，整天躺在房间要么睡大觉，要么起来守着电脑打游戏。据朋友说，这种情况已经快三个月了。更加离谱的是，每天晚上，他们竟然等着工作了一天的女友回来给他们买菜做饭。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象这两对毕业生，在毕业后为了爱情却苦苦的守侯在艰难的环境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在大四的学生中流行一个名词“黄昏恋”，情侣们在即将毕业的时间里蒸发着自己，在他们心目中，毕业的同时也意味着这段感情的终结。比起这些，为了自己的所谓的事业的借口而分开的情侣，这两对大学生真的强了很多。可是他们即使这样，即使一时守住了爱情又能持续多久呢？

有一次我在朋友那里喝酒，仗着喝高了些，就过去和那两个男生谈谈。原来这两个男生都觉得自己的身价比较高，刚毕业，自己找不到合适自己身价的工作。

可是那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没有被别人或者说前辈发现前，黄金和沙砾又有什么区别呢？整天躺在家里能等来上天施舍的馅饼吗？整天只会高谈阔论，能等来别人的认可吗？融合进这个社会可不是依靠纸上谈兵滴。当然，如果有时候吃吃软饭，也可以填饱肚子！可是连最基本的买菜作饭还要等着别人来伺候，这不是大学生，也不是男子汉，而是懦夫。与其说是郁闷不如说是自暴自弃呢，让人看不起的那种“残废”。

现在，毕业生确实有些难处；要守住自己的感情，要守住自己的目标，要守住自己的理想。不想低三下四，又高不成低不就；同时还不知道自己的重量。

教育部要挨骂，有没有正确的引导这帮学子，难道面对着那么低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就能把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吗？

家长们呢，把自己的子女捧到天上，使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小皇帝的生活，结果这些孩子的脾气增长了，能力却不知道跑那里去了。

自己呢，刚毕业就失业，向谁诉苦啊。自己口中的能力水准呢？如果连生存都自己解决不了，还谈什么理想抱负啊，狗屁的空谈。自己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来走，而不是靠自己那张嘴来浮夸滴。

                                                                                                                               灵灵兔子/文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日前在京揭幕。据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有近9成（14位）包养情妇，有的甚至包养多位情妇，如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而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居然弃自己工作而不顾，特意飞赴羊城寻花问柳。至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不仅长年包养情妇，而且与情妇生养一小孩，犯下重婚罪。（9月3日《新京报》）

如今贪官们包二奶、养情妇似乎已成为一种潮流，即大凡“贪绩”卓著的贪官，十之八九都要在其桃色履历表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贪官包养情妇不是新闻，但十六大以来被查处的16位省部级以上官员中九成都包养了情妇，还是让人感到震惊。据了解，这些贪官大多出身寒微、经过若干年奋斗才走上领导岗位，但最终抵受不住美色而走上犯罪道路。他们有的将违法所得送给或者挥霍在情人身上，有的干脆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借情妇之手收受他人钱财，从此走上不归路，演绎了一幕幕利用职权换色、买色、养色的丑剧。

孔老夫子说，食色性也。在私权领域，普通人搞婚外恋或包二奶，并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多以道德谴责为主。然而，同样的事落到官员特别是高官身上，却成了热点，被视为腐败和贪欲的催化剂，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这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贪官与其情妇的交易中，都包含着程度不一的权色交易。贪财的美色与变质的权力一拍即合，这才造就了“十贪九色”的社会奇观。

自古以来，“红颜”对于把持不住的官员来说似乎均是“祸水”。在新的反腐败形势下，此说不仅有失偏颇，还有为贪官逃避责任找借口的嫌疑。尽管贪官的情妇手段非凡、人格沦丧、追求享受、嗜钱如命，是贪官腐败“成果”的最直接受益者和消化者，但并不是贪官犯罪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权与色的交易流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永远是“权力”。贪官有权便有钱，有权便想拥有一切（包括女人）。一旦他们的道德栅栏难关满园春色，势必要借机炫耀权力资本，于是“色”便成了权力的消费品和刀下俎。

这样的例子信手可拈。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成克杰，从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到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些省部级高官在年过半百的情况下，仍然那么“有本事”玩弄女色、包养情妇，无一不是利用手中的职权，靠地位和影响将“红颜”揽入怀中，靠权力在“购买”感官享受。湖北原副省长孟庆平曾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天机”：“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滥用权力享受非份“性福”的得意之情溢于孟庆平的言表。

过去人们常说“饱暖思淫欲”，面对这种自然的诱惑，古人多用“好色之心不可无，贪色之心不可有”来进行道德劝诫。现在，“权大思淫欲”成了官场另类风景，让一些人“情意绵绵”、乐此不疲，早已远离了道德范畴，不仅颠覆了公正与规则，破坏了公序良俗，让国家或公共利益成了“牺牲品”，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对这种“权大思淫欲”的腐败行为，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能把板子打错了地方，更不能应因“色”而消弭底线制度对贪官的刑事责罚。

巨贪九成包养情妇的新闻再度警示我们：权力缺乏制约、监督流于形式、难抵世俗诱惑、侥幸心理作祟，乃“权色交易”滋生的病根；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只在权力，不在淫者！一个政府官员，如果不能严格自律、珍惜权力，甚至以权猎色，以贪护色，必将栽倒在情妇、二奶手上，轻者罢官摘帽，重者锒铛入狱，甚至走上断头台——这才是我们从“十贪九色”惊人雷同的堕落曲线中读出的隐喻和应该汲取的最大教训。(来源:网络)

如何对待现代社会中的中等阶层

如何对待在现代社会中崭露头角的中等阶层(西方统称为“middleclass”，在中国，有时也译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党而言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

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但是，一些顽固坚持“左”的错误思想的人继续把专业人员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对象。在1989--1992年的改革大辩论中，市场化改革的反对派甚至宣称，“中产阶级”是“最危险的异己阶级”，主张对他们采取限制和压制的政策。只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对那些反改革的“理论家、政治家”的言行痛加批判以后，他们才有所收敛。不过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左”的错误观点。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一再重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和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仇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部分社会关系(例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对于这种社会动向，必须郑重对待。

如果你身边的他（她）和下列的这些明星有共同之处，那么很遗憾，你可以考虑身边的这个对你来说是否可靠，因为他（她）的致命弱点会把你带入意想不到的漩涡。

周杰伦

触犯禁忌：永远来得快去得快

周杰伦笑称自己感情平淡，到目前承认的女友只有侯佩岑一人

从温岚、蔡依林开始，一直到他亲口承认的美丽女主播，和最近的S.H.E成员，周董身边的女性如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顶着小天王封号的周杰伦确实魅力非凡，但光环下，又有多少人适应得了单亲家孩子对爱情的态度哪？至少蔡依林受不了，她说周杰伦是被过度保护的王子，无法在自己需要他时给予有力的保护；侯佩岑也受不了，她看到了周杰伦对婚姻的态度，他逃避责任，至少谈婚论嫁时，周董是逃得最快的一个。所以一切与周杰伦有关的爱情都只会匆匆来又匆匆走，作为女伴很难不受伤害。

郑伊健

触犯禁忌：一个女人有多少青春可挥霍

梁咏琪与郑伊健相恋多年只落得狐狸精一个称号，而郑伊健分手不久就另觅新欢

撇开那两次闹得天翻地覆的分手事件不说，郑伊健扮演着一个充满温情和责任感的男人。他和邵美琪分手后还承担着她的生活费，他在和梁咏琪分手时保持缄默，承受流言蜚语的冲刷，但作为情人他总是差一口气。分手不是错，错就错在他让2个女人为他耗费了一生最好的7年时光，错就错在他处理感情时总是异常被动，拖拖拉拉，让伤害赤裸裸地摊开到所有人面前，令对方的事业备受冲击。为了疗伤梁咏琪远走英国，工作几乎停滞。同样的错误两次出现，这样的男人也算是极品。

付笛生

触犯禁忌：男人丢什么也不能丢脸

付笛声最近被关注的就是代言某洗液事件

他既不年轻，也不英俊，但我一定要把他放到这个榜单上来，因为这关于人的尊严——面对利益诱惑时一个男人所做的选择。他和他的妻子任静做的“洗洗就健康”广告一直考验着所有观众的忍受力，以至于一个朋友调侃他们是不是在儿子被绑架的情况下，无奈签下了广告合约。事实证明绑架他们的金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为了钱把一家人的脸都光了，这样的男人太不靠谱了。

成龙

触犯禁忌：激情共享责任你负

成龙对吴绮莉事件仅仅风轻云淡的说了一句“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她长着和成龙一模一样的鼻子，但他不承认两人的亲子关系，因为成龙说：“激情共享责任你就应该负”。不过他忘记了自己一半的“功劳”，至少他应该陪着女方去堕胎，这是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之一。

李咏

触犯禁忌：毒舌不饶人

他说他把所有的收入都“上交”，他在工作中的领导，也是他生活上的“领导”，生活空间被挤压到令人窒息，于是恶毒的语言成了最好的发泄。幽默是好事，但刻薄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谁都知道选情人不能找一个小气又斤斤计较的小男人。

何莉秀

触犯禁忌：他她难分

如果上帝犯了错，我们应该怪谁？如果她不说话，真的很难看出曾经的身份，而关于男人和女人的风流韵事也总是萦绕在她身边。在圣经里，造物主创造男人时就赋予了他力量和控制力，而女人则天生就温柔的和应该被占有的，但万能的上帝也有打瞌睡的时候，美丽的何莉秀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此刻，我们无法确认她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属于母性样本，就像无法确信你是否能忍受她比你自己还要熟悉你的身体。

李湘

触犯禁忌：把一个草包老公当宝

自从认识李先生开始，李湘就被网友们冠上了“钻石李”的名号，可怜的李湘在婚后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从钻石的真假，到第三者确切数字的统计，到真婚宴假证书的谣言，最后终于以分手收场，弄得人财两失。如果你爱的人也像李湘这样喜欢和别人抢玩具，并且不在意这个玩具的质量，那么最好离她远一点，因为她还未发育成熟，不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至少智商有问题。

范冰冰

触犯禁忌：名声太差

冰冰看起来真可怜，一张精致的瓜子脸，大大的眼睛总是扑闪扑闪，透着无辜，真是我见尤怜。可是网友们却还是义无反顾地把“狐狸精”的称呼套在她头上。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小道消息99％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也义无反顾的相信小道消息中关于范冰冰的种种说法。每个男人都知道和妩媚入骨的女人一夜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邂逅”，不过如果是在阳光下接受曝晒的正派情人，她的坏名声一定会让你所有的朋友避之不及。

    不久前，有环保总局官员曾感叹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三不查”——“老百姓不堵政府的门不查、上级领导不批示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其实，这种行政冷漠，岂止是环境治理，劳动执法领域何尝不也是如此。

    6月开始，广东茂名市300多名中学生(许多未满16岁)经一家名为“华南机电工程学校”介绍后前往东莞、深圳做暑期工。据在东莞做工的学生反映，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从不休息，每小时工资3元。由于高强度劳动，几乎所有学生都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其中，16岁少女梁晓雯病倒在工作台旁，7月10日入院，7月27日死亡。(8月8日《新快报》)

    大量花样年华的中学生甚至许多是未满16岁的孩子，“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从不休息，每小时工资3元”———除了没有明目张胆的拐骗、殴打、施暴之外，在笔者看来，上述发生在东莞的恶劣劳动场面，几乎就是此前著名的山西奴工童工事件的“缩略”版。然而，所谓“缩略”，仅仅是最极端虐待意义上的，而从事件的规模和普遍性上看，发生在东莞的童工奴工事件，其实一点也不“缩略”。如去年暑期，四川仪陇县大寅中学就曾发生过500多名大多年龄只有十四五的初中生被送到东莞“实习”的事件———“每天工作14个小时”、“加班迟到被体罚”。(《信息时报》2006年6月12日)

    如此冲击社会文明底线的事件，为何会一再发生？最直观最表面看，近些年部分沿海地区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或许是一个最直接的动因，如数据显示，仅东莞一地，近年的用工缺口就高达27万人———成年的民工不愿意干了、“荒”了，便把手伸向未成年人、童工，如果仅从纯粹的经济理性、市场理性来看，这无疑是合乎逻辑的。

    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除了经济理性、市场理性，我们还有制度理性、价值理性，比如在立法、执法等社会建制中所体现的保护弱小、惩处奴役他人的理性。既然如此，为什么完全违背这种理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呢？

    显然，这实际暴露的是我们许多相关制度的理性成色不足。比如劳动保障制度中的理性。虽然目前我们并不缺乏禁止童工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均有这方面的禁令，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针对政府自身的强力规范，这些禁令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仅仅规定，“劳动保障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使用童工的情况，不予制止、纠正、查处的”，应被追究责任。可是，如果劳动部门不去主动监督检查乃至消极回避，致使童工未被“发现”，应当负什么责任，上述规定则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范。

    于是，现实中的情形难免就是这样的：一方面童工早已在当地盛行，而另一方面，有关劳动部门却可以长期漠然置之。不久前，有环保总局官员曾感叹一些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三不查”———“老百姓不堵政府的门不查、上级领导不批示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其实，这种行政冷漠，岂止是环境治理，劳动执法领域何尝不也是如此。

    此外，另一个不能不提到的童工事件频发的制度背景是，现行教育制度公共性的严重匮乏。一方面，义务教育中的政府义务近年虽有所提高，但仍然远不是真正的义务———彻底免费的义务，另一方面，像高中这样的非义务教育，几乎成了高收费教育的代名词，不仅合法的学费昂贵、半合法的择校费动辄数以万计，不合法的乱收费更是一个无底洞。这样一来的后果便是，孩子们极易辍学沦为童工———或者是付不起学费，或者是为了去挣学费。据悉，梁晓雯在临终前留给妈妈唯一的遗言是：“妈妈，你愿不愿意借钱让我读书”。

    ——无疑，这是一个16岁少女留给母亲的遗言，同时也是留给我们整个社会的诘问、拷问！

文本来源：光明观察

    矮子里面拔将军,虽然没有世界杯的呐喊,没有欧洲杯的精彩,还是忍不住嫖一眼亚洲杯的足球;毕竟总比回忆消逝的精彩强多了.

    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半决赛,伊拉克点杀韩国,才让人有了疯狂的感觉.也许是俺带着偏见的眼光,带着讨厌韩国队的感觉吧;但绝对不是因为"中国队逢韩不赢"的因素造成滴.曾经的2002年世界杯中,太多的误判维护了韩国队,也许是在韩国主场上,连裁判们都要给东道主一丝薄面.结果在众裁判的捧月中,韩国队杀入四强.这个捷报让身为亚洲人的俺汗颜.似乎还不如,当时靠着运气闯入世界杯的中国队滴球未进,来的正大光明.输也输得有骨气.

    五年过去了,这号称世界杯四强的韩国队,威风跑那里去了?在与伊拉克队的加时赛中,那曾自豪的体力没有了,那蛮劲消失了,整个老鼠爱上猫的游戏.看得人痛快,虽然这种痛快不是中国队带来的.看起来黑哨不是时刻存在滴!

    痛快了韩国队,在淋漓一下中国足球.

    同样2002,中国队迎接来了耀眼光环.老米也成了中国足球的救世主;这就是中国人的长项,可以把你捧上天堂,也可以把你踩进地狱.从取得进入世界杯的入场券,到捧着鸭蛋清醒过来,一梦黄粱.

    一个老外拯救不了中国足球,就再换一个老外;老外们都不行了,就换个同胞来执掌帅印;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可是当换成我们同胞的时候,大家没有和他一起卧薪尝胆,而是一味的将包袱推卸给了他,让他在这世界足球的广袤球场中,独自闯荡.出了成绩,N多功劳者们象春笋一般全冒出来了;一旦遭受挫折,全做鸟兽散,并回之以口水.这就是中国人的长项.

    还记得曾经在中国足坛中发生的赌球事件吗?因为某位要员的自杀,而没有追查到底;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似乎体现中国人的人性化;可是还有多少人苟活在世上享受着曾经的猫腻.有了替罪羔羊,至少可以搪塞中国球迷的口,可是能搪塞中国球迷的心吗?

    俺确实是一个足球白痴,整天梦想着将百米栏的爆发力,长跑的耐力,乒乓球的技巧拼凑成足球的一切,可是这只是一个白日梦.用天津话说:"这根本不可能啊!"

    不过,有一天,中国球员们少了一些大牌的脾气,多了一些谦卑;少了一些内讧的"勇敢",多了一些拼搏的精神.说不定中国对让人那麻木已久的心会恢复跳动.但是仍然希望在恢复跳动前,大家多一些耐性.毕竟这不是5年10年能搞定的事情,我们已经等了些日子了.也不是一个教练能摆平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忆全执掌中国足球队的教练们?也希望中国球员们的综合素质在提高些,足球需要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也不是搬抄别人.

    广州话:"中国足球,你在搞么也?"俺是来看球滴!    

                                              灵灵兔子/文

许多人一边抱怨社会缺乏诚信，一边自己谎言连篇。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建立相应的引咎辞职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同是中国人的香港能做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到？

震惊中外的黑砖窑事件曝光之后，迄今为止只有县长、副县长被“建议”免职，县委书记甚至只得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样的处理结果，想必于大众的期待有比较大的差距。

列位看官一定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消息：某某国家或地区的某个高官因为某个事件的发生而引咎辞职。就在几天前，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广播处处长被媒体发现与一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挽着手并肩而行，之后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主动辞去处长职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像黑砖窑事件、中国足球队惨败于亚洲杯已经有些时日，却至今未见一个官员引咎辞职。其实，众所周知在中国引咎辞职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

我和我的中外同事的一项最新研究也许可以解释其中的部分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判断一件事的好坏时，有时候不是看事件的结果，而是看事件的动机。

我们的研究是这样进行的，我们把下面这样一段故事分别呈现给中国的大学生和法国的大学生：一位先生的太太生病在家已经一个月了。这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诉他在11大街的一家药房里有一种可以治疗他妻子的特效药出售。下班之后，这位先生没有走他通常回家那条老路，而是走了11大街以便为他妻子买特效药。遗憾的是，在到达那家药店之前，该先生遭遇一场严重的车祸，并最终失去了一条腿。同时由于发生了车祸，他那天也未能买到特效药。

讲完这个故事，我们问中法所有的大学生两个问题：第一，这类事故发生之后，人们通常会想“要是……就好了！”请问，这位先生有多大的可能是想“要是我今天不去买药就好了！”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认为这位先生只有25%左右的可能会后悔他今天去买药，而法国大学生认为这位先生有80%的可能会说“要是我今天不去买药就好了”。第二，你认为这件事值不值得？一点也不值得打0分，非常值得打100分。中国学生打70分，法国学生打10分。

上述两个结果均说明了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更容易受行为动机、而不是行为结果的影响。把这个结果和引咎辞职难现象联系在一起，比如面对黑砖窑事件，别人、官员们自己也许会说，这样做也是为了当地的GDP、为了解决了众多的弱势群体(农民、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或者某某官员原先政绩巨大不应该为此事负责等等。

列位不要误解，以为我是来为那些不引咎辞职的官员进行辩解。今天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怪圈，许多人一边抱怨这个社会缺乏诚信，一边自己谎言连篇；许多人大声指责别人开后门，转身自己就去找关系；许多人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心里就恨自己没有机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既然人性有这样那样的弱点，而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建立相应的引咎辞职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同是中国人的香港能做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到？

顺带提一句，正是因为我对中国人、中国社会有些浅薄的了解，因此黑砖窑事件曝光至今，我既不惊讶、也不愤怒、更不失望，是不瞒各位，这次能够撼动县长大人的宝座我已经很满意了。(引自:张结海)

俺和这位作者有同感！

下面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在心中积蓄很久了,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个月.一直难以下笔,实在是因为自己也是被骂者的同类,损敌一千,自伤八百.无奈最后水满自溢,还是忍不住从脑子里破堤而出,落在了笔端.把草稿拿给几个朋友看,有的说好,中肯;也有的说我太刻薄,伤人.也有的说:你找死啊?写这样的东西!就让我心里特犹豫,要不要发出来啊?最后就借着点酒,贴了.酒壮SONG_二声(这个字的中文到底怎么写啊?字典里查不出来)人胆,一点不假.只是脑子里一直闪现着儿时看过的一场电影,里面的主角对着步话机大声喊:向我开炮!这几句话算是前言吧!

到中国旅游,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带着儿子,让他们从小能够切身体会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到各个历史景点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传承,真是胜过书本上一万个对长城,故宫,兵马佣介绍的文字与图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让儿子去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会让他们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弄得儿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尴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譬如,为什么街上的气车从来不让行人?为什么到处都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为什么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为什么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为什么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多的人扑过来非要卖东西给你而且缠着不走?其实答案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在心中种下太多对中国负面的印象,尽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终可能仍会是徒劳.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往中国跑了,目的是趁他们年纪还小,还能够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时,让他们尽早地习惯中国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几岁了,认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够吸收一路的所见所闻了,于是带着去中国,满怀期望地想让孩子去感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去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而结果却往往是趁兴而去,扫兴而归.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来后孩子们做总结一般地对父母说:那就是你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与不屑,并拒绝以后再去.这个时候,弄得做父母的一只手伸了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抽孩子的嘴巴,还是往自己脸上煽.

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说上海,几个月不去,就会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市容.记得95年去上海,当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已经飞临上海的天空时,我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当我的兄弟接上我,穿过无灯的黑暗,驱车行驶在上海市区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肠子都颠腾出来的的街道上时,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建筑工地,道路两旁以至绵延到天边的全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几年后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发现它已经完全成了灯火通明,高楼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纽约还要气势!当我一次从上海绕道香港回到美国,向太太描绘这这个崭新的世界时,太太凭着她八十年代的记忆,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在她嘴里一直是个”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还要繁华了.当然,如果我要是告诉她,上海外滩旁边的停车场里帮司机寻找车位的老头,身上的西服与领带比微软总裁比尔.盖兹穿得还要正式气派,那还不如告诉她,我从上海到香港其实是脚踏着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买票坐的飞机,所以我没有提起.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

这几年往中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让我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古人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着如今的中国社会,我只能说,我们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她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她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笑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我有时与朋友开玩笑道: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

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至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一次乘飞机从杭州到北京,身后坐着一位不知道何等来历的中国人,想必自己以为应是有点钱,或是有些权的.从登上飞机的一刻到最后下了飞机的一秒,一路上全机舱里就听他大着嗓门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来唤去地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神气活现地,觉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脸面.其实让人看着十足地缺乏教养,浅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么大牌,何不买个头等舱的位子,坐到前面让空中小姐好生伺候着,也般配他有钱有地位的身份,却要挤在普通舱里拿腔做势,真是让人看着莫名其妙.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平时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为是,迈起步子来,一定会以为屁股下面至少抬着八乘的大轿.

这样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馆里,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人模人样,可一张嘴招呼服务员,那架式就象是奴隶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可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以为奇,估计是司空见惯了.据说这样才特别能章显出自己是个大爷的身份,请客时在客人面前也显得面子十足.

而下面的这次的经历,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心理鸿沟.

一次去杭州办事,有半天的空闲,便独自拿了相机到西湖边散步,随手拍拍西湖的风景.这时,看到前面一对年轻男女,互相轮流着在一个景点前面拍照,从言谈举止看,应该是一对新婚夫妇出来度蜜月.心想,一对新人出来一趟,这样互相照相竟不能留个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着那男人手中的相机问道: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个合影?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平常的.无论你到哪里游玩,如果你是几个

人在互相照相留影,总会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友善地问,需不需要帮你们一起拍个合影.常常有人这样帮我,我也常常这样帮助别人.可令我万分尴尬的是,那两人听了我的问话之后,立即惊鄂地圆睁了眼睛看着我,满脸的疑虑,将我从头到脚很戒备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一步一回头,将手中的相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机,怎么着也得比他们的要贵好几倍的吧!

这件事时常让我想起,让我感叹,是什么让他们对别人的友善带着仿佛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怀疑,戒备甚至恐惧呢?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足以表现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药的"美国大傻瓜"的事件之后,让我多少获得了一些答案.

事情是这样的,还是在杭州.一次去那里办事,住在世贸大厦酒店,早上到楼下吃早餐,刚坐下,临桌便有两个和尚热情地招呼我与我聊天.我正一个人怪无聊的,便与他们攀谈起来.这两个和尚自称是从五台山来的.五台山我听过,那里的和尚很有名,至少历史上如此,于是我便对他们生了些好感.这样聊着聊着,两人便讲起了他们如何来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后便讲他们的大师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使他们不得不滞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处向人化缘筹集回去的路费.最后就说到我了,说能碰到我并和我这样开心地聊天,可见我很有佛缘,并说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后便请求我发发善心帮帮他们.我虽然对各式宗教向来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佛教多少还是有些偏爱的.尤其是两位长老话说得如此诚恳,又一脸真诚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夸我,让我的虚荣心十分受用的同时,便觉得如果不有所帮助的表示,就真是说不过去了.适逢身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民币,没多想,便从钱包里拿了一张一百元的美钞给了他们,问可不可以?两人不动声色地接了,向我的钱包里瞥了一眼,说,能不能再多给一张.这一问,反让我觉得有些蹊跷了,心里瞬间闪过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谢怎么可以这么贪?便和颜拒绝了,没再多想.

两人匆匆又吃了几口饭,便起身告辞.我也吃完了,跟在他们身后出去.

这时餐厅的领班走了过来与我搭话,问那两个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钱了,当知道我给了他们一百美元后,立即让门口的服务员通知楼下的警卫追了出去.我正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领班告诉我,这两个人其实是骗子,已经在这里多日了.因为他们正正当当地买了餐卷进来吃饭,又看我与他们聊得很开心,便不好过来打挠提醒我.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现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追回损失.果然,等领班带着我走到楼下时,那两个"和尚"已在正要上出租车前被追了回来,领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来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至于后来那两个"和尚"如何处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向杭州当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点儿笑得背过了气,道:就你们这些美国回来的大傻瓜才会上这样的当!让我觉得,这人世间的几十年真是白活了.

记得当年刚到美国时,常与几个朋友嘲笑美国人如何大脑简单,呆笨无比,一点都不知道转弯.想不到二十多年下来,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国人眼里的美国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真是很单纯,平日从来不会想到有人会成心地骗你,大家说话办事也都直来直去,就事论事,用不着天天花时间精力说半截话,或是揣摩别人一句话后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说走到外面还要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防着别人费尽心思设了圈套来坑你.这样的生活,能不让人变笨吗!

只是,我现在不再嘲笑美国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觉得,生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之中,中国人聪明得可怕而且可悲.

而美国式的呆笨碰到中国式的聪明,有时候所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是我西雅图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一次去中国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掉了一个钱包.秉持着美国式的实在,我的朋友马上过去捡了起来,一边喊着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钱包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见,反而脚步越来越快,于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脚步匆匆往前赶.这时,从路旁一条偏街里就冲出一个人来,做着手势把他拦下,叫他不要声张,指着他手中的钱包说,看有多少钱,两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听这话,哪里同意,义正词严地批评他怎么可以如此没有道德良心,贪别人的便宜,甩下他继续追赶那丢了钱包的人.那人终于被追上了,收回了钱包,却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反到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让我的朋友十分诧异不解;后来将这件事向当地公司的人说了,经过点醒,才明白,那两个人原来是同伙,专门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钱包里也许只有两百块钱,如果你贪便宜同意和后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这里正分着呢,那丢钱包的人这时就会非常适时地折了回来,把你们两人抓个正着.那与你分钱的人就会顺势一副改邪归正息事宁人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白或几千元来(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声称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数归换,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现在却要变成了几百或几千才能还清了,否则人证物证俱在,只好叫警察来解决.

这种中国式的聪明机关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不义之财的贪婪,据说这样的套子成功率极高,不想碰到了我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大傻瓜,却竟然让那两个骗子徒劳无功.那两人看着我朋友远去的背影,估计一定会哭笑不得,恨得牙根发痒以为出门看错了黄历的.

仔细想一想,之所以中国会有这样的坑骗招数,其实不也正说明了社会上有太多贪图不义之财的人,才使他们的伎俩有实施的市场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这难道不应该是从小父母对孩子们最起码的做人的教育吗?怎么竟会有那么多的成年人能够忘记这个基本教育而使骗子们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写这篇文章是会被国内的中国人骂的.其实这本身也是如今中国让我感到叹息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你要是说中国一点的不好,那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于是不是真的不好,则不在考虑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会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为自己辩护.也有人会说:你以为你在外面时间长了,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其实,我算什么东西不重要,也不是这里谈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就事论事.谁能讲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心里还有着中国,我完全可以象个局外人一样,对中国的一切缺陷,幸灾乐祸地当热闹看,何必费这么多的口舌.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样可悲。

来源:网络;作者henrysong

  刘翔 在10届全运会上刘翔冲刺的一刹那，大家看到运动员身上所穿服装的标志，是日本货―美津浓(全运会服装的唯一指定商)。刘翔却用黄色胶带把运动背心和短裤上的商标贴的死死的。国家体育总局必须让穿日本货，刘翔作为国家培养出的运动员他没有反对，可他作出的聪明之举更体现了他抵制日货的决心。事实上，刘翔确实是很恨日本的。都说姚明拒绝丰田汽车的广告，事实上，刘翔也已经拒绝了好几单日本产品的广告邀请，对方开出的价码甚至比耐克和可口可乐还高，可以说是天价(在日本有不少刘翔的拥趸，日本每年都盛情邀请刘翔参加日本横滨的田径精英赛)，但刘翔都拒绝了。

　　刘翔做广告有三个原则，这只在刘翔父亲，孙海平等极少数几个人之间保持相互默契：1.必须是有实力，有品牌的大公司。2.如果是外国企业和民族企业两家竞争，优先考虑后者。第三条凌驾于第一条和第二条之上，作为刘翔接广告的第一准则，那就是：所有关于日本的广告一律不接，不管开价多少。

    姚明 大家都知道丰田汽车找姚明拍广告的事吧,但你知道丰田为占领中国市场愿意出多少广告费吗?丰田最终出到了2000万美元,相当于1亿6000万多人民币,姚明的反应是什么?
　　日本丰田公司几次三番找到火箭队的老板亚历山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他帮忙跟姚明牵上线，让姚明出任丰田的形象代言人。丰田公司一直是火箭队的球场赞助商，火箭队的主场球馆就叫“丰田中心”，所以，老板自然也愿意成全这桩美事，更何况，谁都可以想象，丰田公司在开始行动之前，已经为姚明准备了一份多么丰厚的广告同。但是，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姚明几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就是两个字：不行。而且，不提供任何解释。不知出任日本企业形象代言人的其他明星做何感想 。

  黄子华 令人肃然起敬的香港明星黄子华：在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全球现场直播)，主持人黄子华对前来领最佳亚洲电影奖的原岛大地说了一句震惊全场的话：“回去之后别忘了告诉日本人，钓鱼岛是中国的！！！！”

     刘德华 7月5日，刘德华一行来到日本，举办了小型歌友会。歌友会一开始，歌迷欢呼。但是刘德华拒绝用日语向大家问好。接着又拒绝了主办方安排的日语歌曲。并把所有曲目都改为普通话。原定的粤语歌曲也全部取消。
　　刘德华用普通话一字一句说道：“本来我是不想来日本的，但是因为合约在身，不得不来日本。但是你(指记者)不要以为是一纸合约把我牵住的，如果我不来，没人可以把我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样对我歌迷不公平，因为歌迷是无辜的。我不想做的事，谁也无法逼我做，而且，你逼我，我也不会做”。
　　刘德华接着说：“引用一句话，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是有国界的。我想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是音乐家是有国界的。”他对着主办方说“以后介绍我时，不要说我是香港歌手，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他当着几百名日本歌迷的面，演唱了一首《中国人》。

 李连杰 一次发布会，现场大家谈到“南京大屠杀”。在座的一个日本女记者就问到蔡依林，你们中国人老说被杀了30W，难道你们有数过啊。
　　蔡依林有些尴尬，李连杰当即抢答：“我们是没数过，难道你们日本妇女被美国大兵强奸过后，你们还要去问她是否有快感？”

成龙 2005年成龙作品神话出品后,成龙在韩国做宣传,一个日本人挑衅的问道：“成龙先生,您以前几乎一直在好莱坞打拼,为什么又回到国内发展?是不是因为您在好莱坞不景气 ?”
　　成龙一愣,随即回答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忘本,在好莱坞打拼如何也不仿碍我在国内发展,我们中国人不像有些国家,因为一部电影在好莱坞略有影响就改了美国籍(这明明指出是日本的一个演员),像我、李连杰、杨紫琼等不管在好莱坞发展如何都会回到国内献给影迷们一些作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品德，而不是有些国家。

  巴基斯坦最近又发生一起中国工作遭到袭击的悲惨事件，造成至少一死三伤。这是继不久前“红色清真寺”事件之后，中国驻当地人员又一次遭到严重袭击。若回顾最近一年多中国在海外频繁遭到袭击和绑架的事件，人们发现，这几乎已不是以所谓的个案即可解释，而已经上升为一种现象；既然已是一种现象，那么在中国公民海外遇袭的背后，就一定有一些具有共性的逻辑。

  中国工程师和工人在巴基斯坦遇袭，始于二零零四年。当时，两名中国工程师遭当地武装分子绑架，后来虽然一名工程师成功获救，但另一名工程师却惨遭杀害。尔后，就在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访华前夕，又有几名中国驻当地工作遇袭。最近几年，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遇袭事件几乎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今年三月在非洲肯尼亚，四月下旬在埃塞俄比亚也都发生了中国人遇袭或遭绑架的事件。其中，埃塞俄比亚的绑架事件尤其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当地的反政府组织、武装和宗教团体，将其与政府之间矛盾和冲突转嫁到中国及其进驻非洲的石油公司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埃塞俄比亚遭到绑架的中国工人，既无辜又无奈。      

  中国崛起：传统外交受到非传统因素挑战 

  从整体上看，中国公民海外遇袭，具有大背景和小背景双重因素；既有每个袭击、绑架案的个性，也有作为一种现象的共性；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归纳起来，所谓的大背景之一，就是近年恐怖主义日益盛行，各国驻外企业或多或少都有遇到袭击的事件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驻外企业及其工作人员遇袭事件，有一部分并非针对中国，而是具有复杂的国际和驻在国的背景。

  大背景之二，是中国近年的崛起，其表现在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表现在对能源的利用和竞争上，更表现在对国际市场的占有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日益外张的企业行为，本身就会对包括发达和不发达国内在内的全世界构成一定的心理威胁。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应主要是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和政治、战略上的防范和抗衡，那么在一些不发达国家，这些威胁心理就有可能转化为对迁怒于中国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报复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外交的做法已经遇到来自一系列非传统因素的挑战。所谓传统外交，就是着重发展与某一个国家政府的关系，然后由政府自上而下贯彻到各自民间。但在目前的复杂背景下，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其内政往往不稳定，政府与反政府组织和武装之间的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因此，若某一国家的外来企业在对当地市场的占有和能源的利用下，稍有在驻在国人们看来不妥的举动，即可成为当地各种不同诉求团体共同报复的对象。上述埃塞俄比亚中国人质绑架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此，过去中国传统外交只是外交部门的事情，但今天却已发展成为每个驻外企业及其人员的共同使命。以前有句老话“每个人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在传统外交受到非传统因素挑战的情况下，切切实实地得到了印证。 

  驻外企业须注重与当地社会沟通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中国驻外企业，也必须在与当地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方面下一点功夫。从中国企业传统的习惯出发，中国驻外企业一般较多聘用中国国内的工人，这种做法在某些国家往往被解读为中国企业到当地抢人饭碗。另外，中国企业人员由于文化和语言等问题，一般较多独自生活，较少与当地社会发生联系；而若当地人们已经对中国企业进入和能源竞争产生怨气，那么中国驻外人员若仍是隔离于当地社会，那么双方的误解就可能日渐加深。

  当然，由于中国企业驻外人员的文化习惯和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因此笼统地讲与当地社会发生联系，又会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中国驻外人员与复杂的当地社会产生恩怨情仇，而导致更为凶险的后果。在这方面，中国驻外企业也须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和把握。

  另外，不可否认，有一些中国在国外的人员，行为举止与失当之处。以“红色清真寺”事件为例，事件中被虏走的几名中国妇女，据当地人员称有从事不正当职业之嫌。真相究竟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人们必须引起警觉的是：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在西方国家可能仅得到轻微处罚甚至被宽恕，但在不发达国家则可能被以与当地风俗不吻为由而遭到灭顶之灾。 

  专家们的几点建议 

  如何保障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但如上所述，正如外交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驻外企业及其人员的共同使命，因此如何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也就决非外交部门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针对中国驻外企业自身，有一些专家的意见似乎值得参考：

  第一、中国驻外企业在编制项目时间预算时，应当保证一笔专款专用的反恐经费，加强安全投入；

  第二、有关企业一定要在施工前与驻在国的政府或军方取得密切联系，务必得到对方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承诺，包括必要时派兵保护；

  第三、尽量雇佣当地的施工人员，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中方人员遭遇不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给当地人造成中国人抢当地人饭碗的错误印象；

  第四、适当考虑为驻在国的人民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如修桥、铺路、翻修学校、捐赠器材等，因为驻在国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往往是最佳的安全保障。（引自：凤凰博客邱震海）